自從2011年1月重慶、上海試點房產稅改革以來，房產稅改革一直受到市場的高度關注，改革也從房產稅改革變為房地產稅改革。2011年至今，重慶、上海房產稅試點方案并未在全國推行，說明這兩個地方設計的房產稅方案并沒有完全得到改革層面的認可。從去年到現在的一年多時間，我國宏觀調控的思路和方式不斷適應經濟形勢發展需要，作出調整與改變。

那么，如何結合國家宏觀調控思路的變化，有前瞻性地推進房地產稅改革呢？

首先，從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到李克強總理提出“必須繼續從供需兩端加大結構性改革力度，以創新供給帶動需求擴展，以擴大有效需求倒逼供給升級”，都說明我國宏觀調控思路發生變化。在從需求管理轉向供給和需求相結合的宏觀經濟調控，將對我國財稅體制特別是稅收制度改革產生重要影響。以前按照需求管理設計的稅收改革方案，必須緊跟步伐進行相應的調整。這是當前房地產稅改革的最大宏觀環境背景。

其次，經濟上的供給管理，主要源于美國上世紀80年代里根總統時期推行的供給學派經濟理論，其最主要的政策主張就是減稅，比如根據“拉弗曲線”的理論進行減稅等。我國推動供給側改革，也秉承減稅和為企業減負的思路。最近，李克強總理在同經濟專家座談時表示，在供給方面，繼續運用好結構性減稅等手段。所以，推動供給側改革，最大的政策轉向就是減稅，特別是對企業的減稅。如何把握減稅與增稅的平衡、推動調整房地產產業結構調整和稅收結構調整，是考驗房地產稅收改革的重要方面。

第三，從稅收本身規律來說，不管任何稅收，不管是間接稅還是直接稅，其稅負的最終負擔者都是人民，都要勞動者負擔，比如對企業征收的房地產稅收，雖然納稅人是企業，但是這一稅種被企業分攤到產品的成本當中，通過產品價格轉嫁給消費者，即使在供大于求的情況下，企業無法通過銷售的產品轉嫁稅負時，也會通過壓低工人工資、降低成本等方式將稅負轉嫁給屬于生產方的勞動者。從這個意義上講，房地產稅改革要堅持輕稅負、低稅率。

最后，從房地產市場和稅收調節的需要來說，目前我國針對房地產的各種稅收都在交易環節，而且是重稅負，土地出讓金、土地增值稅、營業稅、契稅、土地使用稅、耕地占用稅以及各種名目的收費，占到土地開發和房產成本的一大部分，形成了廣為詬病的“土地財政”模式。因此，將交易環節的稅費轉移到保有環節，既為地方政府形成穩定的財政收入來源（對房產持有環節征稅要比交易環節征收穩定），也增加房產的持有成本，打擊房地產市場的投機需求，反過來增加市場供給。在這種背景下，推進房地產稅收改革，勢必就要增加房產持有人的稅收負擔，特別是房產持有人在前期交易環節繳納各種稅費的基礎上，又繳納持有環節稅收，存在重復征稅的問題。所以房地產稅改革如何平衡這一利益關系，又在考驗房地產改革的頂層設計。筆者認為政府能不能讓利，減征土地出讓金以及給予首套房（二套房以上屬于投資投機，應屬于高稅負調控的對象）補償機制，比如個人抵稅等，是解決這一問題的重要思路，需要放在財稅體制的大局來考慮和推進。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