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記者 馮彪 周程程 每經編輯 陳旭

雖然2016中國經濟一直走得比較穩健，但市場對2017年的展望卻并不樂觀。國家信息中心首席經濟學家祝寶良判斷，2017年經濟形勢可能比2016年更困難。不過三位首席經濟學家也認為，在就業基本穩定的情況下，經濟政策對穩增長的考慮會減少，而對防風險、調結構的考慮將有所增加。

2017有出現“微滯脹”可能性

NBD：2017年的中國經濟會比2016年更困難嗎？

伍戈：我們預計2017年中國經濟應該實現6.5%左右的增長，但這并不容易。尤其是一季度GDP增速可能會“低開”，因為一季度的房地產實際投資增速不容樂觀，制造業投資增速的反彈也相對較弱，基建投資在較緊的政策基調下，可能也不會取得高于17%的增速。

一季度之后，政策導向主要取決于經濟的內生增長和中央對增長底線的容忍度。對2017年，我們的預判是中國經濟可能呈現出某種程度的“微滯脹”格局，微滯脹也就是經濟增速可能會下降一點，物價會上升一點。假如2017年每個月的PPI環比都為0.2%，那么PPI全年同比增速將在4%以上，全年前高后低。總體來看，2017年總需求動能依然偏弱，總供給在去產能政策影響下還有收縮空間。經濟增速或將進一步適度下行，但物價卻難以隨之降低。

祝寶良：中國經濟在結構改進、新興行業動力增長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進步，但企業內生動力還不足的問題還沒有徹底解決。這個時候往往需要政府推一把，主要是通過減稅等措施來實現。

趙揚：目前投資在經濟增長中依然占相當大的比重，房地產投資的下滑和整個房地產市場的降溫已經開始顯現。房地產對2017年的經濟支撐作用比去年會明顯減弱。而在外貿方面，人民幣匯率下行可能會使出口改善，但其中也面臨美國政策上的不確定性。

NBD：如果要保持大致平穩的經濟增速，與2016年比，今年支撐經濟增長的因素，哪些會減弱，哪些會增強？

祝寶良：這要從供給和需求兩個方面進行分析。從供給來說，2017年房地產及汽車對中國經濟增長的支撐力將會減弱。從產業方面來說，教育、醫療、養老等服務業領域，老百姓邊際消費傾向還在提高，醫藥、環保、互聯網分享經濟仍將持續增長。但也應看到，新產品、業態在經濟中的比重尚不足20%，難以替代房地產、汽車等傳統制造業的作用。

而在需求方面，主要還是看投資。預計2017年制造業投資增速還會往下走。制造業投資里80%是民間資本投的，在企業去產能的情況下，民間投資增速也在下降。不過，雖然新一輪房地產調控政策會使房地產市場降溫，但2016年大量新開工項目對后續投資穩定增長形成支撐，專項建設基金、PPP項目落地等，會保障基建投資的穩定增長。2017年消費會有所回落。2016年居民人均收入略低于GDP增速，會影響居民消費能力。新一輪房地產調控，會抑制與住房相關的家具、家電、建材等消費，汽車消費還有賴于優惠政策是否延續。

趙揚：積極的財政政策會體現在基礎設施投資加快上。預計2017年的財政赤字率會設置在3%或略高一點，不會明顯擴大，準財政政策的支撐作用可能會增強。預計財政政策趨于積極會部分對沖房地產投資和銷售下行帶來的壓力。

伍戈：2017年要召開“十九大”，中國經濟總的來說也比較穩定，這將是推進改革的有利時機，估計今年國企、金融、財稅等方面改革的落實也能為經濟增長注入動力。

價格若現上升更需提防風險

NBD：2017年中國經濟面臨的哪些風險需要我們警惕？

祝寶良：風險主要集中在金融領域。近幾年，股票、房地產、地方債、P2P、影子銀行等領域都出現過一定程度的風險。我認為目前最大的風險在于資本外流。短時間內，美元加息預期比原來要高，美元升值的幅度也比預期要高，會導致資本往美國回流。這種情況將考驗中國的匯率政策。如果人民幣匯率下行，通脹壓力將會上升；如果沒有貶值，國內的利率還會上升，債市就面臨風險。

伍戈：我認為價格方面也有風險。現在普遍認為PPI增速會提升，以前PPI上漲一般都會帶動CPI上漲，但2016年底CPI沒有明顯反應，今年PPI上漲對CPI的傳導作用值得警惕。特朗普的財政刺激政策也可能帶來全球通脹的上升。

最大的風險還在實體經濟領域——債券市場違約上升、商業銀行不良貸款上升，根源還是在實體經濟的經營效益不好——讓資金脫虛向實的想法是好的，但是作用可能會很有限。

趙揚：我預計2、3月份PPI可能會達到7%這樣的高點。通脹上升一方面是去產能帶來的供給收縮，另一方面也是人民幣匯率波動帶來的輸入型通脹。影響PPI上升的主要因素還是在供給端，因為總需求回升并不強，所以PPI持續的上升可能性也很小，但短期來看PPI還是會對CPI上升有些壓力，預計全年CPI全年仍在3%以下，前高后低，不足以引起貨幣緊縮，也不排除個別月份的通脹對央行的貨幣政策帶來壓力。如果個別月份或時間點市場出現貨幣政策收緊的預期，對資產價格、經濟增速都可能帶來負面沖擊，這可能會是一個風險點。

NBD：實際上2016年的CPI漲幅并不大，PPI和CPI的剪刀差在2016年底出現擴大，如何看待這種情況？

祝寶良：從歷史經驗來看，從PPI向CPI傳導大約要半年時間，但現在盡管PPI持續上升，半年多了也并沒有傳導至CPI端，這說明中下游的需求還是較弱。以前PPI低，中下游有利可圖，現在盡管PPI上升，但在需求不足的情況下，生產成本太高，企業無利可圖，于是就不投資了。當前PPI中近八成的上升是由于鋼鐵、煤炭、石油、有色這四個行業，一些人在股票、房地產等行情存疑的情況下，可能會把目光轉向炒大宗商品，并導致上述四個行業價格仍會上升，今年中下游企業的日子可能比較難過。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需加大力度

NBD：2017年，出于經濟穩增長和防風險的雙重目標，政策該如何協調呢？

祝寶良：我認為今年中國經濟增長并不是大問題，一直以來，擔心增長就是擔心就業，但實際上，只要經濟不突然出現大幅度下滑，中國的就業就沒有問題。

防風險的關鍵是穩預期，最好的穩預期方式就是國企改革等領域有實質性的落實。防范風險跟應對危機是兩回事。

如果是應對危機的話，那就是擴張的政策，財政、貨幣什么都可以擴張，但是“著力去除一批風險點”，我認為這是指體制機制的改革。

伍戈：防風險首先需要看到風險點的根源在哪里。如果是實體經濟帶來的債務風險，就需要從實體經濟的盈利能力方面來防風險，例如通過為實體減稅降費的方式。穩增長的目標就是保就業。我也認為目前就業不是太大的問題。在這樣的情況下，經濟政策中考慮穩增長的權重可以小一點，在去產能等結構性改革方面增加力度。

趙揚：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定調中性的貨幣政策，如何理解中性很重要。我認為降息的空間應該不大，但可能會有一次降準。降準和中性的貨幣政策并不矛盾。

NBD：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仍是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主要任務，在方式、程度方面，今年和去年會有不同嗎？

祝寶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主線沒變。但2017年和2016年相比，方法和內容變了。方法上不能再用行政手段，需要使用市場化及法治化。實際上，過去四五年，一些民營企業已經在市場中去掉了過剩產能。此外還有一些手段可以使用，例如提高環保標準、能源標準、技術標準等。供給側改革主要干四件事：首先是三去一降一補，第二個是發展實體經濟，第三個是農業的供給側改革，第四個是建立房地產的長效機制。

伍戈：預計去產能今年還需要加大力度和范圍。而且還不能像2016年那樣，一邊去產能一邊刺激需求，否則又會導致價格大幅上漲。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把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2017年的主題，在去庫存上著墨不多，而主要討論去杠桿和去產能。其中特別強調“把降低企業杠桿率作為重中之重”，意味著2017年去杠桿的分量可能會更重一些。

趙揚：2016年去產能取得了一定效果，但是也帶來價格的較大波動，我認為今年去產能可能需要根據市場變動，比如某些行業是否出現價格快速上漲，并以此來對去產能的力度作一些變通和調整。

來源：每日經濟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