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怎么辦？

80后青年學者楊慶祥結合自己的個人體驗、觀察和思考，提出一個判斷——“80后是失敗的一代”。面對這種“失敗”，他產生了很多疑問：“我們出了什么問題？是我們自己不夠努力嗎？80后，應該怎么辦？”

“我們的成長伴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進程，我們享受了父輩難以企及的物質豐富與個人自由，但我們也遭遇了父輩完全陌生的痛苦，那就是飛漲的房價與貧瘠的收入之間的落差。”

“父輩和我們自身都曾以為這一代可以走出一條新路，可以構建一個新的生活方式，至少在最低的層次上，可以構建一種新的表達自我的方式，新的價值觀，或者新的審美，但事實并不是這樣。”

如果用現實標準來衡量，1980年出生的楊慶祥，應該是個“成功”的80后。他名牌大學博士畢業后留校任教，從事中國當代文化和文學研究，工作3年評上副教授，在文學圈里被評價為“國內80后里最優秀的文學批評家之一”。

但在這位年輕副教授眼中，高學歷、知識精英、副教授、青年批評家，這些閃著些許光環的名頭疊加起來，也不能遮蓋他內心深處的某種“失敗感”。

步入而立之年以后，楊慶祥試圖找到這種“失敗感”的癥結，于是他開始直面和剖析自己的成長經歷。

他還跳出自己的生活圈子，走近另一些人生軌跡不同于自己的80后，體驗他們的生活，跟他們對話，聽聽同代人的心聲。

楊慶祥察覺到，作為一個80后，纏繞他的“失敗感”，并不僅僅是他的個人體驗，甚至可能是一代人的集體感觸。

他將個人經驗、觀察和思考寫成一本書，并在書中直言：“80后是失敗的一代。”

正如書的標題，他還為自己和同代人提出了一個問題——80后，怎么辦？

在一個財富快速增長的社會，我們買不起甚至租不起房子，不能回報家庭和社會

失敗感曾經以極具現實主義的方式降臨在楊慶祥身上。那是在2011年，他博士畢業留校任教后，不得不第三次從租來的“蝸居”里搬走。

那天，楊慶祥收拾好行李準備回家過年，出門時遇到房東老太太，還很熱情地跟她打了個招呼，告訴對方“我明年回來還住在這里”。回應他的卻是老太太冷冷的“逐客令”，說她要把房子從他們幾個“散客”那里收回來，再租給中介。

那間14平方米大小的、短暫棲身卻很快失去的房間，在當時的他看來，是自己在北京租到的“一個稍微正式一點”的房間。在此之前，他最開始租住在學校附近一個上世紀80年代建成的筒子樓里，暫供他棲身的是一個12平方米的單間。月租800元，不能洗澡，也不能做飯，三層住戶十幾家共用一個廁所，廁所木頭門上還掛著鎖。

住進老樓后，生活也變得不“現代”了，他每天騎車去學校吃飯、洗澡。這種日子堅持了3個月，熬到嚴冬來臨，他只好放棄了。

后來他“升級”了自己居住條件，那是個合租房客廳里的小隔間，大約12平方米，月租1000元。但“致命”的缺陷是，房間的一面是用毛玻璃隔起來的“墻”，因而隔音和隔光效果很差。夜里，如果有人突然跑到洗手間洗澡，或者走到客廳開燈拿東西，他就會被吵醒，于是只好用眼罩和耳塞把自己“全副武裝”起來。就算如此，這個年輕大學教師也能忍受。

不過，他“忍受”的機會也很快被剝奪了。在他住了大概半年后，中介公司和房東發生了糾紛，他被通知“換租”。

對那時剛工作的楊慶祥來說，過上這種困窘的租房生活是“迫不得已”的。在2004年以前，中國人民大學的青年教師可以分到一個小房間作為“過渡房”。但那年以后，為了響應國家住房改革制度，這個政策取消了。而他每個月的收入又不夠去租住太昂貴的房子。

等到再次租房被“趕走”，楊慶祥的心情一下子變得“非常沮喪”。那天，坐在回安徽老家的火車上，他很“抓狂”，不停地打電話聯系中介租房。焦慮的同時，他想到“我這個情況可能不是最糟糕的，可能還有很多同代人都在經歷我這樣的故事”。

他經常能聽到身邊的同齡人講租房時遇到的各種遭遇。租房，是在異地工作、沒有住房的年輕人，幾乎都會面臨的生存問題，也往往是他們剛踏入社會就要上的一堂必修課。

朋友李陀有一次跑到楊慶祥曾租住過的隔斷間，當這個出生于1930年代的作家聽說對面隔間住的是一對年輕夫婦時，突然很認真地問了一個問題：“那他們做愛怎么辦？豈不是都被你們聽到了？”那時，楊慶祥才意識這個問題，也突然“奇怪”地發現自己“很多次聽到那對夫妻為了各種生活瑣事吵架的聲音，卻一次也沒聽到過他們做愛發出的聲音”。

“在一個如此簡陋的出租房里，或許他們已經沒有了做愛的欲望吧。”楊慶祥感嘆道，“也許他們只能讓聲音小一點，更小一點，或者干脆放棄。”

他知道，“在北京有很多人的居住條件比我更簡陋”。他和李陀一起去看人民大學附近的地下出租房，那些本可能是用于停車或者儲物的空間，被建成一個個小鴿子籠一樣的房間，潮濕陰冷，空氣不流通，安全設備簡陋。

在地下室，一個80后女生跟兩名作家說：“你們是來租房的嗎？如果條件允許，我建議你們不要住在這兒，住久了會生病的。” 令楊慶祥意外的是，女生說那句話時面帶笑容，“絲毫沒有抱怨之意”。

作為一個有思考意識的學者，面對自己以及部分同代人居無定所的窘境和“屈辱感”，楊慶祥產生了很多疑問：“我們出了什么問題？是我自己不努力？個人奮斗不夠？”

這位試圖用知識來改變命運的80后不得不承認：“我充滿了沮喪感甚至失敗感。”

他眼中的現實是，“也許這一失敗首先是個人的，在一個財富如此快速增長的社會里面，我們買不起甚至租不起房子，不能回報家庭和社會”。

我們為自己擺脫了原來出身的階層而感到幸運，但從那時開始，我們仿佛變成了一個懸浮的群體，找不到自己的身份歸屬。

那年寒假，楊慶祥在家里做了兩件事，一是繼續跟中介打電話租房子，二是把自己的“失敗感”寫成文章。

他袒露了一個80后體會到的社會痛感：

“比起我們的父輩，我們的成長伴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進程，我們享受了父輩難以企及的物質豐富與個人自由，但我們也遭遇了我們的父輩完全陌生的痛苦，那就是飛漲的房價與貧瘠的收入之間的落差。

“那些至今還蝸居在北、上、廣等大都市的一代年輕人，見證了在巨大的成功中所暗藏的痛苦，也許這是成功所伴隨的部分代價。”

楊慶祥在北京上學和奮斗的十年，恰好趕上房價快速攀升的年份。他親眼見證了那個“財富”瘋狂增值、轉移的過程：“2004年我到人民大學攻讀碩士學位的時候，周邊的房價在每平方米4000元左右，但5年后的2009年，已經瘋漲到了每平方米30000元，稍微好一點的小區已經在每平方米45000元左右。2010年被稱為房產市場最嚴格的‘調控年’，但從10月份開始，房價卻逆市反彈，我所在的小南莊一帶，1980年代的二手房從10月份的每平方米30000元，漲到了12月份的33000元。”

“也就是說，如果你在10月份買下一套100平方米的舊房子，在兩個月后轉手就可以賺到30萬。30萬意味著什么？”他反問。

作為一個年輕的文學精英，楊慶祥有種“夢醒了”的感覺。他越來越意識到，“我們這代人正生活在巨大的‘幻想’之中”。

在此之前，他以為有一種可能展示在80后這代人面前，那就是“通過接受高等教育，在社會上謀得一份有保障的職業，來完成身份的另外一種轉化”。在他看來，這種“身份轉化”，對絕大部分80后來說，是從他們原生家庭的階層——工人或者農民，轉變為“城市小資”，也就是去追逐所謂的“小資夢”：獨立、自由和有尊嚴的生活。

義務教育和高校擴招似乎提供了這種希望，楊慶祥的個人奮斗，正是沿著那條軌跡行進的。他自我總結道，“1999年‘受惠于’高等教育的擴招進入一所本科大學學習，2004年又‘受惠于’研究生的擴招而獲得研究生的學習資格”。

“至少在1999年我進入大學的時候，我與我周圍那些樸素的同學一樣松了口氣，我們為自己擺脫了原來出身的階層而感到幸運。”他說。

不過，也正是從那個時候開始，他逐漸意識到，“80后進入了一個最尷尬的歷史境地——從那時開始，我們仿佛變成了一個懸浮的群體，找不到自己的身份歸屬”。

這位當代文學研究者，從大量文學作品中找到映照現實的“隱喻”。他在作家方方寫的小說《涂自強的個人悲傷》中看到了這樣一個80后形象：出身貧寒的青年涂自強，通過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大學，他以及他身邊的所有人都以為這是一次命運的突變，覺得自己從此會走上一條“新路”，會成為一個“成功者”。

但小說家為“涂自強”安排了另一種結局。“實際上從一開始，他就生活在一個相對固化和定型的社會秩序中”，結果失敗變得不可避免——沒有愛情，沒有穩定工作和收入，缺乏基本的生活和醫療保障，最終因身患絕癥而終結了自己短暫的一生。

小說的情節是極端的，生活在現實里的楊慶祥從中獲得的共鳴是，“像涂自強這樣沒有先在資本的人的失敗似乎是注定的”。

“跟80后這代人成長步伐幾乎同步的是，財富和資源日益集中，階層也開始固化。”楊慶祥認為，“這正是這代人面臨的歷史困境”。

很少能夠聽到這一代人自身的告白

文章寫完后，楊慶祥沒想著要發表，因為有些擔心。“別人很容易質疑我，你是博士，又在人民大學教書，至于慘到這個程度嗎？”他說。

從事文學研究的楊慶祥自感，作為一個習慣思考的人，自己可能比別人“更敏感”。他一直記得在地下室見到的那位笑容滿面、語氣里沒有抱怨的女生，“她可能覺得住在地下室沒什么問題。這樣問題就來了，她覺得那是理所應當的，但我覺得并不應該是這樣”。

2013年暑假，楊慶祥跟幾個編輯聊天，曾經做過三聯書店總編輯的董秀玉問起“80后不知道有沒有什么想法”，他提到自己寫了一篇文章叫《80后，怎么辦？》。

董秀玉看完之后覺得“挺有意思的”，因此有了“可不可以做個討論”的想法。

楊慶祥的這篇文章最先發表在《天涯》雜志上，題目被改成了更“勵志”的《希望我們有路可走》。合在一起發表的，還有另外兩篇80后講述成長過程和精神履歷的文章。雜志的《編者按》里寫道：“將他們編輯到一起，并非出自認同他們對自身經驗的解讀與判斷，而是因為很少能夠聽到這一代人自身的告白。”

《編者按》里還交代了發表這組文章的現實背景：80后以一種叛逆、自我、自戀的姿態登上歷史舞臺，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十余年過去，這些已經跨過或正在奔往而立之年的80后，如何處理個人與現實的復雜關系，在歷史的鏈條中尋找到恰當的定位，將自身的身家性命安放？

后來，詩人北島看到了楊慶祥的文章，跟他說“覺得文章挺重要的”。于是，這篇文章再次發表在香港的《今天》上。

文章發表后的反響有點超出楊慶祥的想象。一個不認識的人在他微博上留言說，論壇上有很多討論，要他趕緊去看。有人罵他，也有人支持他，“什么都有”。有的罵得很厲害，“說你憑什么代表80后”；有人說“你畢業3年就是副教授了還這么矯情”；還有個觀點“比較有代表性”：既然在北京生活那么苦，為什么要賴在北京，回到二線或者三線城市不是更好？

面對“憑什么代表80后”的質疑，楊慶祥為他所講述的“80后”作出界定——“是指經濟基礎一般，工人、農民或者小知識分子家庭出身的那群80后”。他自感“無法為80后代言”，而寫這篇文章的初衷是為引起討論。

作家閻連科在香港科技大學讀到楊慶祥的文章很是驚喜。“終于有一個人把這一代人的問題集中進行了梳理和思考，你可以不贊成，甚至反對他，但畢竟有人站出來總結他這一代人了。”閻連科說。

作為一個1950年代出生的作家，閻連科在公開場合直言不諱地批評80后“很少自主發聲”。對曾被寄予希望的這代人，他顯露了極大的失望。

“幾乎看不到80后真正站出來吶喊：我們為什么處在這個社會，我們為什么買不起房子，為什么找對象出現了問題，為什么結不起婚，為什么我們的工作出現了很多問題。”

閻連科指出楊慶祥文章里的不足，在他看來，如果要描述80后這代人，至少不應該忽視另一個80后群體——農民工。來自官方的統計是，這個群體的數量已經達到1億。

閻連科提醒楊慶祥說，“現在你談論的是作為一個接受過高等教育，接受過完整的碩士、博士教育的人的想法。但其實你要有底層的經驗，你應該關注比如說農民工群體，他們是怎么生活的，他們肯定更困難”。

這番話啟發了楊慶祥，也勾起了他對過往生活經驗的回憶。2006年夏天，他在廣東東莞跟當農民工的朋友一起生活過兩個月。當時，驅使他南下的動機是，他清晰地知道自己的命運曾經有過“分軌”，如果不是因為考上大學，自己“本來就是他們中的一個”，應該跟同齡人一樣，“在工地上搬磚，戴著安全帽，被工頭呼來喝去，拿飯盒打二兩飯，吃不飽”。

不同80后群體之間存在著“很大隔膜”，甚至“比想象中還相互缺乏了解”

楊慶祥再次來到東莞是在2014年。他跟幾個不同身份的80后進行了對話，其中有普通工人，工廠里的“儲備干部”，國企員工，還有企業老板。

楊慶祥記得，他在東莞問一個1982年出生的農民工“有沒有考慮過回到農村生活”，對方用一種“怎么可能”的眼神看著他，然后狡黠地回答：“除非我家那里也像東莞這么發達。”

在楊慶祥眼里，那是個典型的農民工，對土地沒有任何實質概念，幾乎一個月就要換一次工作，也沒有任何積蓄，偶爾在月底還要向朋友借錢。對方還充滿自信地告訴楊慶祥：不要擔心儲蓄養老的事情，我堅信在我老的時候，所有人都能享受到養老保險。

這樣的熱情和自信讓楊慶祥感到意外，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感染”了他。同時，他也意識到，不同80后群體之間存在著“很大隔膜”，甚至“比想象中還缺乏相互了解”。

作為來自另一個80后群體的“闖入者”，楊慶祥容易覺察到陌生環境里一些不尋常的地方——盡管真正置身其中的人對此早已習以為常。

在一個陶瓷加工廠，楊慶祥看到很多工人在巨大的噪音和灰塵中勞作卻沒有任何防護措施，當他問為什么沒有相關勞動保護時，那些工人幾乎以一種“鄙夷”的眼神看著他。

“也許在他們看來，這并不構成一個問題。構成問題的是，一個月能掙多少錢，這些錢又代表著多少商品和購買力。”楊慶祥說。

楊慶祥原本是帶著疑問來到東莞的，他想了解80后農民工，跟上一代人相比，“會有哪些新的意識、想法、生活方式”，以及“是否有可能打破城鄉二元結構”。

在楊慶祥的觀察中，他們大部分還停留在“生存的基本層面”，幾乎沒有任何現代主體意識和“抵抗意識”。在這個代表“小資”群體的80后看來，“這也是80后這代人的失敗”。

2013年夏天，當對東莞農民工的記憶已經有些淡去的時候，楊慶祥從母親那里得知一個消息，一個他兒時玩伴的年輕妻子去世。她生于1985年，在上海一家成衣廠打工，“或許是加班操勞過度，突發腦溢血，草草搶救無效后死亡”。

母親在電話里連連嘆息，說最可憐的是兩個孩子，一個6歲快上學了，一個還在地上爬。

“這大概是個最普通的故事”，楊慶祥聽說，即使這個女子的家人親戚，也沒有多少怨言怨語，不過跟自己母親一樣，更多地將之歸于“命數”。

你可以和他們成為朋友，但你沒有辦法與他們進行嚴肅認真的交流

因為意識到個人的“挫敗”，楊慶祥試圖走出困境，他覺得“最好的辦法莫過于去尋找歷史”，把個人從“失敗”中拯救出來。

這位文學研究者解釋這種“拯救”，是深具文史傳統的國度所慣常的行為方式。比如李白在《將進酒》中就有言：“岑夫子，丹丘生，將進酒，杯莫停。自古圣賢皆寂寞，唯有飲者留其名。”

因為意識到了自我的失敗，所以才把希望寄托在歷史之中，通過“留其名”把自我從當下的失敗中解救出來，所以李白才有“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的失敗者的勇氣和膽識。

他嘗試追問，對于今天的80后來說，歷史究竟意味著什么？是否找得到這種安置失敗的歷史位置和歷史意識呢？

楊慶祥梳理了自己的成長階段。他出生時正好是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實行之時，用父親的話來說就是：從那一年開始吃飽飯沒有問題了，所以他對饑餓是沒有記憶的。

等到他上初中二年級，市場經濟的大幕已經拉開，但是對于面臨巨大升學壓力的中學生而言，除了發現每個學期會有幾個同學輟學之外(大多是去南方打工)，也沒體驗到這一歷史對于自身產生的影響。

2003年SARS事件暴發后，他跟同學們“被圈在大學校園里面唱歌跳舞”，除了不能出校門之外，“沒有感覺到什么不同”。

再后來是2008年的汶川地震，眾多的80后涌入汶川，爭當志愿者，這成為一個“大事件”被媒體廣泛關注，并以此判定80后責任意識的確立。但楊慶祥反思自己和一些同齡人當時的反應，覺得“其中的情況并非如此簡單”。

汶川地震發生的當天，他立即打電話約朋友一起報名做志愿活動，但當時的第一想法并不是要去做一個盡職盡責的“志愿者”，而是覺得這是一個重要的歷史事件，自己應該成為這個事件的見證者和參與者，“或者說必須找到一種在歷史之內的感覺和體驗”。

楊慶祥隨后為自己的這種想法“慚愧萬分”，自責“與數十萬葬送的生命相比，站在歷史現場的想法太過于自私自利”。

他放棄了做志愿者的訴求，但這件事刺激了他的思考，“為什么我們會把一場大災難變成一個歷史嘉年華和無與倫比的大戲”？

他的結論是，“也許這恰好證明了歷史在我們身上的缺失”。在許多80后的成長中，歷史是歷史，生活是生活，只有在很少的時候，歷史和生活才發生了對接的可能，比如大地震。正因為這種機會是如此之少，才有那么狂熱的歷史參與癥狀。“從這個意義上說，80后是歷史存在感缺失的一代”。

而這種“歷史缺失感”在這代人身上的典型表征，“就是以一種近乎‘油滑’的態度面對生活和他者”。

在他看來，“油滑”態度影響下，他的同齡人，尤其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人群中，“日常言行的一個非常大的特點，就是可以無視一個事情的性質和范疇，而用一種局外人的身份和語氣，來對其進行嘲諷和戲謔”。

這令他感到擔憂， “今天的80后年輕人非常善于模仿生活，但是，卻不會自己構建一個真正有效的生活。你可以和他們成為朋友，但你沒有辦法與他們進行嚴肅認真的交流”。

以為我們可以走出一條新路，可以構建一個新的生活方式，或者僅僅只是新的自我表達方式，但這些也全部失敗了

《80后，怎么辦？》從一篇文章擴充為整本書是在2015年春天。差不多同時，楊慶祥賣掉了自己在北京南四環外買的房子，重新選擇了租房生活。

楊慶祥當年“義無反顧”地買房是為了擺脫居無定所的痛苦，但受限于經濟能力，只能買在遠離北京市區的地方，而穩定的代價是要在交通上損耗更多的時間和精力。

有一次，有位老教師聽說楊慶祥從家到學校路上要花一兩個小時，以一種很惋惜的口氣說：“這么長時間可以讀多少書，做多少研究，干多少有意義的事情啊！”

來自老教師那種隔著“代際”的不解和惋惜，讓楊慶祥意識到80后這代人的某種現實宿命，“我們在生存基本層面上消耗太多，以至于留給精神層面的時間和精力受限”。

將近4年過去了，35歲的楊慶祥已經從“居無定所”的個體“失敗感”里抽離出來了。隨著他更深入的思考和觀察，他直言80后的“失敗”，“不是說此時此刻買不起房子，或者此時此刻找不到工作”。

不久前，在一次主題為《80后，怎么辦？——一代人的困境與出路》的讀書會上，楊慶祥對這種“失敗”有了更深刻的解釋：“父輩和我們自身都曾以為80后這一代可以走出一條新路，可以構建一個新的生活方式，至少在最低的層次上，可以構建一種新的表達自我的方式，新的價值觀，或者新的審美，但事實并不是這樣的。”

這位青年批評家聲稱，“站在2015年這個節點來看，這些全部失敗了”。僅從他熟悉文學領域來看，“80后近年來沒有提供有分量的作品”。

嘉賓閻連科的聲音更加直接和犀利，他直言，“今天說80后以自我為中心，更多是停留在物質上的，比如說房子、車子，我想要、我想買，父親母親幫著我買，整個周圍的人要為他奮斗。但是，在這一代人身上，幾乎找不到他們在精神上以自我為中心”。

他甚至用“懦弱”來形容80后這代人，“相對50后和60后，80后是相當懦弱的一代人，懦弱到我們今天面對社會現實的時候，再也找不到一種80后的聲音來了”。

當這位50后一下子拋出“懦弱”的說法時，現場依然是平靜的。當天，讀書會現場座位被占滿了，來的年輕人大多是80后。

不免會有同代人問楊慶祥，面對“你所謂的失敗”，80后到底該怎么辦？作為寫書發問的作者，楊慶祥沒有給出具體的路徑。

他在書中這樣寫道：“從小資產階級的白日夢中醒來，超越異己的失敗感，重新回到歷史的現場，不僅僅是講述和寫作，同時也要把講述和寫作轉化為一種現實的社會實踐。”

當有人追問他如何更通俗地理解這段話時，他回答：“簡單地說，去實踐吧，去感悟吧，一定不要停止獨立思考。”

(中國青年報)